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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多年前的援藏记忆

时间:2019-02-23 10:01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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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轻时总是向往走得远远的,如古人云“我欲拂衣远行”。“远”不仅是空间上的,即辽远之意,也可以是时间上的,即久远。如按时空两者衡量,我只有过两次远行。其中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去拉萨西藏师范学院支教,一去两年,说好假期是不回的。

  将近半个世纪前,进出西藏的客运货运主要靠青藏公路,其次是川藏公路。我们走青藏线。带着一大包铺盖卷,先从上海坐火车到青海西宁,转甘肃柳园下,再从柳园坐长途汽车到敦煌。绕这个弯是为了在进藏前送个福利,让我们先观光名闻世界的莫高窟。

  这是我自出娘胎后第一次看到沙漠,也是第一次欣赏到保存在洞窟里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壁画、佛像雕塑,以及建在岩壁之上宏伟壮观、错落有致的寺庙。参观几个主要洞窟后,来不及去鸣沙山看月牙泉,只能不舍地挥一挥手,向千佛洞告别,坐原先的长途汽车去格尔木。从敦煌到格尔木要经过盐湖,车就走在结实的盐盖上,平坦光滑。

  那时青藏公路还不是柏油路,离开格尔木后,道路便变得坑坑洼洼了,人称搓板路。一路颠簸而行,像我只不过一米七八的个头,额头就经常碰到天花板了。原来想在汽车上继续读《格萨尔王传》,只得作罢。看风景也难,车子晃得厉害,瞌睡也不大敢。过了昆仑山口,下一站便到五道梁,进入了“生命禁区”。虽然是夏天,此地却天高地寒,长年无夏。在中国,东北漠河的冬天最冷,青海五道梁的夏天最冷,极易发生高原反应,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。民间有“进了五道梁,哭爹又叫娘”的说法,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说,也并没有什么反应,所以既没哭爹,也不叫娘。

  记得第一天,车一直开到沱沱河兵站才吃晚饭休息,发现司机们打扑克玩得很嗨很晚,难怪白天有人看到司机开车时老犯困。经一番商量,第二天坐副驾驶位子上的老师便负起“提神醒脑”的任务,一见司机犯困,赶紧递烟送糖,百般殷勤。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到拉萨段有1900多公里,汽车就一直在世界屋脊上行驶。圣湖在远远的山麓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,神山愈高就愈神,海拔都在六七千米以上。只见山顶云雾缭绕,山体冰雪覆盖。翻越的山口则选在较低处:已过的昆仑山口4729米,前面的唐古拉山口5231米,念青唐古拉山口4580米。

  山愈高,色彩也就愈是单调,在阴天几乎是黑白两色的世界,只有猎猎翻舞的经幡才是色彩缤纷的。车过唐古拉山口的界碑处,就从青海进入西藏了。这时汽车要停下加油添水,大家也要在界碑前“立此存照”。领队赶紧关照大家不能跳跳蹦蹦,吓得谁也没拍成“悬浮照”。只要有人感到有高原反应,便须赶紧用车上预备的氧气袋吸几口。但绝大多数人未觉有何异常,毕竟都是青壮年,来西藏之前在上海体检,结果均属合格产品。空气仿佛是稀薄了些,还有点彻骨的冷,但没有不适感,反倒很兴奋,仿佛人生抵达了一个新高度。

  安多是西藏的北大门,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县城食宿。第三天翻过念青唐古拉山口,在山坡上第一次见到了褐黑色牦牛和白牦牛,同时也看到了绿色的藏北草原,顿觉心旷神怡。在藏语中,念青唐古拉是灵应草原神,他与脚下的纳木错湖是一对夫妻。在藏文化中,神山与圣湖往往是有配偶关系的,这跟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可能有关。车过当雄、羊八井时路况较好,就如履平地了。当时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,有一种载欣载奔的感觉,因为辛苦的长途跋涉终将结束,目的地就在眼前,未来的两年也等在那边。

  到拉萨后,来自上海各高校的40位老师就与赴拉萨中学的老师们分道扬镳了。西藏师范学院的校牌上有个加括号的“筹”字,因为它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西藏师范学校。要从中师升格为高师,需要有一个筹备提升的过程。来自复旦大学、交通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、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多个系科的支教老师,首要的任务是参与筹建。想到的第一步,就是从课程设置着手,尽量向高师靠拢,让学生先接受相当于大专程度的教学内容,再向本科迈进。其次是给当地教师开些进修课。鉴于他们大多在民族学院修过专业课程,有正式的学历,进修活动主要围绕备课进行,比较实用。另外,就是增添部分教学设施,如由理工科的支教老师规划理化实验室,并主持施工,我们文科支教老师只能做些抛砖递瓦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。待上海运来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材料,经过理化老师手把手的教,学生就像模像样地做实验了。

  课堂教学也是支教的重要内容,由于学生汉语听力和口语较差,我们对藏语又一窍不通,开始交流时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。但藏族学生很聪明,汉文班的学生基础更好些,几个月下来就大有长进。他们对我们说的上海话也很感兴趣,在课后“阿拉、阿拉”地常挂嘴边。藏语里就有“阿拉”的发音,“阿拉姜色”就是一首藏族民歌,意思是“请您干了这杯美酒”。藏语的谚语特别丰富,充满了智慧。如“布谷鸟爱黎明,猫头鹰盼黄昏”“人不要纠纷,树不要结疤”“心善如乳汁,言善似钥匙”。它们大多出自两两对位的对偶思维。有位老师可能参透了这个规则,常常仿造一些藏式谚语说话,对学生特别有亲和力。

  援藏生活在当时并不以为苦,因为那时年轻又自律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艰苦的。我们住在两排矮平房里,每排有8间房。我在208房,同屋还有两位。屋里厢放了三张床和三张课桌椅,还有煤油炉、水桶、脸盆架和三个热水瓶。这等于回到了研究生时代,所以尚可适应。如厕要到几十步外新挖的茅坑,反正过去下乡劳动也这样。当时拉萨主要靠水力发电,冬天枯水季,电力短缺,要到下半夜才来电。晚上备课照明便用蜡烛,定量供应,一人一次燃一支,燃完再点第二支。三人三烛影影绰绰,如开烛光晚会。

  当地居民冬天有自备的火炉取暖,有煤用煤,无煤可用贴在外墙上晒干的牛粪饼。我们没有火炉,也无粪饼,室内已达冰点。幸好实验室有电炉,半夜来电时出一人通宵值班,烧水为各个房间冲满热水瓶送温暖。睡前盐水瓶里灌满热水,放在被窝里,上面压一条托人从林芝毛纺厂自费买来的军毯。再冷的话,还有发给我们的军大衣。那时几乎人人都满血复活,足以扛住最低零下10℃的严寒。

  支教学校虽在拉萨,有时也到外地开门办学。

  有一次,我们与汉文班学生去山南开门办学,藏族老师也去了几位。山南地处雅鲁藏布江干流的中下游,离拉萨不远,风景甚佳。记得是秋收季节,藏人称为“旺果节”。我曾亲眼看见他们着盛装、打彩旗,抬着新收割的青稞,在地头转圈,游行歌唱。老人背经书,捧佛像,念念有词,想必在感谢神明的恩赐,祈祷来年风调雨顺。那时虽在“文革”后期,但乡间风俗大抵照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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